中山大学岭南（大学）学院源于岭南大学，原岭南大学是1888年由美国友好人士在广州创办的一所私立大学，1927年收归中国人自办。到三十年代，岭南大学发展成一所设有文、理、工、农，医、商等学科的著名大学，师资力量雄厚，弟子遍全球，在海内外具有广泛影响，并和世界上一些著名大学互相承认学历。 建国前，中国共有14所教会大学，分别是燕京大学、齐鲁大学、东吴大学、圣约翰大学、之江大学、华西协和大学、华中大学、金陵大学、华南女子文理学院、湘雅医科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沪江大学、岭南大学、协和大学等。虽然数量不多，但起点很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特别是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教会大学在中国教育近代化过程中起着某种程度的示范与导向作用。因为它在体制、机构、计划、课程、方法乃至规章制度诸多方面，更为直接地引进西方近代教育模式，从而在教育界和社会上产生颇为深刻的影响。由此可见，教会大学史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不可缺少的重要篇章，它们为中国高等教育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建校之初，岭大校址几经变迁。先从沙基金利埠到四牌楼福音堂、花地萃香园，1900年又迁往澳门，1904年，将永久校址设在距广州城东南十里的康乐村。此后，经历了战火洗礼的岭南大学，又于1937年南迁至香港，1942年北上至韶关。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岭南大学得以重返康乐。1953年，在全国院系调整中，岭南大学有关科系分别并入中山大学和其他高等院校。1987年12月，中山大学岭南（大学）学院经国家教委批准成立。

学院介绍——学院简介

中山大学岭南(大学)学院是一所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商学院，在中央、教育部、各级政府和学校领导的支持下，在海内外岭南学长和各界人士的关心资助下，遵循国家的教育路线方针和政策，秉承孙中山先生“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的校训，锐意进取，致力于教育国际化改革的探索和实践，以行动实践“作育英才，服务社会”的岭南传统。

学院历史

学院与成立于110多年前的岭南大学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1888年，美国友好人士在广州创办了岭南大学，1927年收归中国人自办。1952年，在全国院系调整中，岭南大学有关科系分别并入中山大学和其他高等院校。

1987年12月，值岭南大学百年盛典前夕，中山大学岭南(大学)学院经国家教委批准成立，经过一年多的筹办，于1989年正式招生运作。

学院成立之初，由原广东省副省长王屏山先生任首任院长。1994年，复旦大学经济系博士生导师舒元教授调入我院，担任院长至今。现任学院领导集体还包括：党委书记张文彪、副院长王珺、副院长许罗丹、副院长陈平、副院长张建琦、副院长兼办公室主任古小红、党委副书记欧阳可全。

岭南培育了难以胜数的英才，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这所始初由美国人创办的学校，究竟有没有爱国传统精神，几十年来，有各种各样的说法。1938年奔赴延安参加抗日战争的赵斌同学说过：“当年，我们参加抗日工作，有人误认为岭大是教会学校、贵族学校，怕我们大学生吃不了苦。他们不理解我们的爱国热情，其实，岭南是有反帝爱国传统的。”本来，一所学校的爱国精神传统，是由这所学校的历史羹陶，特别是通过这所学校历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而得以形成的。但是，在香港岭南大学校长陈坤耀编写的《岭南大事记》中，（见2004年2月3月香港《大公报》，以下简称大事记。）我们丝毫也看不到岭南爱国精神传统的根子，抹煞传统，就必须首先抹煞历史。这就很有必要稍费笔墨，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以正视听。 (一) 光辉的转折。 《大事记》说：1903年“获得纽约州立大学批准后，书院的英文名称改为 Canton Christan College，中文校名易为岭南学堂，是为岭南校名之始。”1927年8月，“岭南学堂正式易名为岭南大学，由华人钟荣光出任校长。”岭南大学究竟是否一直至1950年，都是由纽约州立大学批准成立的学校？为什么在1927年会更换校名？特别是英文校名由 Canton Christan College (广州基督教学院)改为 Lingnan University (岭南大学)，为什么会由华人钟荣光出任校长？《大事记》对此没有丝毫交代。事实上，这是“沙基惨案”发生后，从1925年至1927年，在广州民族革命运动蓬勃发展的形势下，岭南人经过长期斗争后，岭南的主权、性质得以根本改变，高奏爱国主义赞歌的成果，是岭南大学光辉的历史转折的一件大事，是岭南大学形成爱国精神传统的一件大事。 1924年，国共实行第一次合作，孙中山邀请共产党邦助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共产党人得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在广州建立革命政府，因而广州地区反帝的民族革命运动风起云涌。1925年6月23日，为了声援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举行反帝大游行，英国军队在沙面租界开枪屠杀游行群众，制造了“沙基惨案”。岭南大学师生300余人参加了游行，“两人死难，一人是教师区励周，另一人是一年级学生许耀章，另外还有5名以上的岭南学生受伤，被送到城内医院抢救。”（见纽约岭南基金会邀请郭查理编写的《岭南大学简史》，本文引文未注明出处的，均引自该书。）当晚，岭南学生即驱逐坚持帝国主义立场的付校长——英藉人白士德，随即实行罢工罢课，喊出收回岭南控制权的呼声。第二天早晨，身为岭南大学校长的美国人香雅各，陪送白士德去沙面转上去香港的轮船后,“……去见美国领事，直到下午6时30分才回到学校。”随后，在香港发表声明，为英国开脱罪责，把英帝国主义血腥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轻描淡写地说是什么“沙面保卫行动，防卫过当。”更加激起岭南人的义愤。广州各界人士一致认为必须收回教会学校自办，广州学生会联合会收回教育权运动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并为此通过决议，岭南大学的师生员工（按照岭南一家亲精神，都属岭南人）要求华人接办岭南，是这一运动的组成部份。 “1925年夏季，一群校友聚集广州，讨论在中国发展形势下的岭南前途。会议选举出一个由九位知名人士组成的委员会（按：即旧同学委员会）负责给董事局起草一封信。这九人是以后成为岭南大学校长的李应林、林逸民……。信中说：‘……香雅各和钱树芬博士己向他们表示，董事局愿意逐渐将学校交由中国人办理，因此，他们冒昧直言，目前己经到了采取这一步骤的关键时刻。’”但是，美国人仍然存有幻想，因为 “1925年11月2日，岭南校园内举行了一个非同寻常的仪式，李福林将军邀请学校的医生嘉惠林博士夫妇( Dr. and Mrs. Cadbury )做自已新生儿子的养父母……这一件事，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看也很有意义，一位中国的将军，在中国民族主义情绪上升，排外运动高涨.的时候，将自己的儿子托给美国人抚养。”（按：其实这是中国大大小小的军阀，投靠外国势力的一种手法。）但是，得道多助，当时也有一些美国教授，赞同由中国人接办岭南的主张，时任教育系主任兼附设中学校长的葛理佩先生就认为：“……体会到教育控制权交回中国人手中，离开学校现场是使中国人可以自由发挥而无损双方情谊的最佳选择。”（曾昭森文，《岭南通讯》第103期转载。）意见不被学校当局采纳，遂于1926年6月宣布辞职，同时宣布.辞职的还有文理学院院长邓勒傅士。“这对岭南大学是个打击。”在众叛亲离十分孤立的情况下，1926年9月，香雅各决定回国与美董事会商讨如何应对这一局面，临行前还接到岭南中国教职员协会写给他的一封信。信中写道：“……我们十分尊重校友们（按：即旧同学委员会）的看法与抱负，我们希望你也如此。” 1927年4月，经过长期不断的怠工、罢工、罢课斗争，最后“由于两个工会为所欲为，校园形势已变得非常紧张，……因此校方决定将学校关闭。”这就宣告了美国人主办岭南时代的终结。 必须说明的是：《简史》所说的工人“为所欲为”，完全是一种污蔑，它实际上只是一种合法的非暴力的罢工。“格礼博士也用生动的笔调讲述了这一插曲：‘显然，目前没有人为牛挤奶。农学院的杜树材先生（按：奴才成性，广州沦陷期间，任汪伪创办的广东大学实验农场场长。）没费多少事就顺利地把很多水牛带走了，但是，罢工者提出剩下的外国牲畜是他们干活所需要的，不能带走。于是双方互相指责，连祖宗三代都骂到，一片喧闹声，可是，这里的规矩是不能干预外国人，因此，大学校长香雅各博士靠近一头奶牛，农学院院长尹士嘉博士拉起另一头……这支学者队伍出发了，以最凝重的神情穿过那不断咒骂和嘲笑的工人群，走出学校大门。’”这就是郭查理所说的工人“为所欲为”的真实情况。 更必须说明的是：岭南大学的工人运动，是和岭南的学生运动紧密结合的。反对派对此进行了造谣中伤。当时岭南最大的工会——岭南工人共济会筹备委员会的宣言对此进行了痛斥：“彼辈实另有作用，谓我们立会之目的，在推翻岭南，在打倒岭南的基督教，在实行共产。谓工会一成，立时罢工……夫国民党极力扶助农工之发展，载在党纲，岭南党员邦助我们工人，拥护我们的工会，是事实的，是善意的，是无条件的，是完全为我们的利益的，何得以恶名相加……须知我们工人的利益，同时亦即岭南的利益。” （按：把岭南收回华人主办，更是国民革命的利益，中国人民的利益。）当时，在岭南就读的廖承志，“在岭南大学读书时，就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并在革命实践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而奋斗的光辉道路……”（王震：《在廖承志铜像落成典礼上的讲活》） 在广大岭南人以各种形式进行斗争的压力下，纽约董事局终于派出特别考察团于1926年12月底抵穗，与以李应林为首的旧同学委员会9人代表组成的旧同学顾问部经过近一个月的协商，达成了如下方案：“在中国成立校董会，负责岭南大学的行政管理，包括负责筹措全部中国教职员工的工资，这一作法非比寻常，设在纽约的董事局改为岭南大学美国基金会，它将名义上仍拥有校园和建筑（农业用地除外），但根据上述条件把它们租给学校，基金会的主要职责是资助西方教职员，争取数量不变。”外国人在中国办理的学校，都只是委任中国人为校长，最高权力机构则一仍其旧，这是由于岭南处于当时革命运动最蓬勃的广州地区之故，所以，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结果，由旧同学部选出以华人为主体的董事会，并由董事会决定聘请钟荣光担任校长，“但是，由于他主要忙于处理各种关系和筹款，应有一名中国副校长实际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第一任常务副校长为李应林先生。” 钟荣光是前清举人，在美国人主办岭南时担任副校长。在“沙基惨案”发生后，“香雅各就催促钟先生尽快回到学校，认为他做副校长，同时又是中国人，此时比西方人能更好地处理许多问题。但是，正在南美华裔中为大学农学院筹款的钟先生却不愿这时归来。显然，曾任政府官职的钟先生认为，自己不可能摆脱国民党内的派系斗争，因此，他发回电报说：‘返国无补于事，抚慰职工，镇静，余工作照常进行。’” 李应林原是岭南大学的工读生，“尤为难得者，他对于学生各方面生活，服务尽责，深得全体同学之信用与依赖，不二、三年间，即一跃而高居学生领袖地位，犹记1922—1923 年，在中学第四年级时，他被选为青年会会长之外，不期而同时膺任自治会会长、治食会会长及体育总干事——即是学生生活团体四大首长一身兼之。事实上，这真是校史中空前绝后的纪录……”（简又文：《岭南我岭南》校史笫三章，见《岭南通讯》第100期）“沙基惨案”发生后，他搜集证据，编印《6月23日》小册子，并译成英文本，遍寄各国，为中国同胞伸张正义。胡汉民为英文本题词：“不有牺牲者，谁识虎狼暴，妇孺死枕藉，尚复言人道！” 美国人主办的岭南大学决定在1927年4月14日下午两点将学校关闭的时候，“校方并不知道蒋介石将军已选择4月15日进行政变，反对国民党内的共产党派别，在这一天，与中国中心地带的行动同步，从下午两点开始，在全广州发生了精心策划的袭击共产党员的行动，由李福林将军（按：即将儿子托给美国人抚养的将军）派出的特别部队开进岭南校园，逮捕了当时最著名的三位工会领导人。”逆流骤起，局势动荡，白色恐怖笼罩广州的情况下，李应林毅然在预定7月1日交接岭南主办权之前，即以华人为主的董事会选定的常务副校长身份，先行到校视事，为岭南复课，顺利接管，过渡到正常状态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他任职至1929年，因办学意见不被采纳而辞职。 岭南的交接典礼于1927年8月1日举行。（“这比原计划推迟了一个月，原因是钟先生坚持政府保证学校不会再像春天那样，受到劳工问题的骚扰后，他才肯担任校长。”）“岭南新的领导班子，通过一个妥当而又令人难忘的仪式，接手了学校的工作……香雅各作为退休的老校长，也对他的继任者表示欢迎，并向他移交了学校的印章和校园蓝图……这样，岭南便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由中国人任校长和副校长，并有一个按中国政府颁布的规划工作的，主要由中国人组成的校董会。”大学正式定名为岭南大学，英文名称亦由 Canton Christan College 改为 Lingnan University，向中国政府注册登记，不再是由纽约州立大学批准成立的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