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十三行建立有同业商人行会组织，即所谓“洋行会馆”（公行）。康熙帝三十八年及五十九年，广州行商曾两次组建公行，但为期都不长。公行议定行规，表面是为约束不法行为，扶持对外贸易，实际上却增加了不少禁约。它对货物实施公行垄断，以便按照行会的利益自行调整价格。英商为打破公行垄断，通常用收买个别行商、贿赂官府的手段，使公行难以持久，如乾隆帝二十五年广州公行正式奉准成立,到三十六年即被解散。此外，公行存在期间，在行商之间及行商和散商之间，又为争夺商业利润互相倾轧，外商得以乘机在进出口货价和交易量上利用矛盾，遂造成公行的亏损和债务；公行制度下的行商，因对行欠债务负有连带责任，故不断出现倒闭。乾隆帝四十七年公行再度恢复，并开始设立利用行佣积累起来的公所基金，用以清偿行商的拖欠、罚款等，以维护公行的稳定。重建后的公行，延续了近六十年。 鸦片战争以后，《南京条约》规定，废除中国对外贸易中的公行制度，允许英国商人在各口岸任意与华商交易。道光帝二十三年七月初一 (1843年7月27日)，广州开放通商，一些十三行行商仍旧营业。他们曾经对新定的自由通商进行种种抵制,力图保住昔日的独占地位,但未能如愿。咸丰帝六年(1856)，十三行毁于广州西关大火。

六十年，本港行因其中个别商人倒账破产而被官府革除，其业务划归外洋行，每年推举两家来轮流办理。嘉庆帝五年(1800)以后，在广州经营贸易的商行，按业务范围划分只有外洋行和福潮行。前者仍称洋货行或十三行。 专设经理广州外贸税饷事务的洋货十三行，是清廷实行严格
管理外贸政策措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在于防止中外商民自由交往。它由封建官府势力“招商承充”并加以扶植，成为对外贸易的代理人，具有官商的社会身分，也是清代重要的商人资本集团。 洋货十三行作为清代官设的对外贸易特许商，要代海关征收进出口洋船各项税饷，并代官府管理外商和执行外事任务。这是清代对外贸易的主要特点。为了整顿洋行制度，进一步加强对外商的直接管理，清廷于乾隆帝十年从广州二十多家行商中选择殷实者五家为保商，建立保商制度。保商的责任是承保外国商船到广州贸易和纳税等事，承销进口洋货，采办出口丝茶，为外商提供仓库住房，代雇通商工役。保商对于承保的外国商船货物因享有优先的权利，在其他分销货物的行商交不出进口货税时，必须先行垫付。凡外商有向官府交涉禀报的事，责令保商通事代为转递，并负责约束外商不法行为。尽管外商对保商制度表示不满,但清廷一直加以维护。行商和外商利益一致时，就互相勾结；利益矛盾时，就互相欺骗敲诈，酿成种种纠纷。有的行商在封建官府和外商之间投机取巧，获利致富；但大多数行商则在封建官府和外商夹击下，招致破产。
鸦片战争前的广州十三行街

清代设立于广州的经营对外贸易的专业商行。又称洋货行、洋行、外洋行、洋货十三行。康熙帝二十四年(1685)开放海禁后，清廷分别在广东、福建、浙江和江南四省设立海关。粤海关设立通商的当年，广州商人经营华洋贸易二者不分，没有专营外贸商行。次年四月间，两广总督吴兴祚、广东巡抚李士祯和粤海关监督宜尔格图共同商议，将国内商税和海关贸易货税分为住税和行税两类。住税征收对象是本省内陆交易一切落地货物，由税课司征收；行税征收对象是外洋贩来货物及出海贸易货物，由粤海关征收。为此，建立相应的两类商行，以分别经理贸易税饷。前者称金丝行，后者称洋货行即十三行。从此,洋货十三行便成为经营外贸的专业商行。名义上虽称“十三”, 其实并无定数。 旧有十三行“沿明之习”的说法，是从《粤海关志》抄袭篡改《澳门纪略》的杜撰之词，属讹传。 洋货十三行在创建时，广东官府规定它是经营进口洋货和出口土货(包括广货、琼货)的中介贸易商行。最初指定洋货十三行经营的贸易对象，实际包括外洋、本港和海南三部分内容。乾隆帝十八年(1753)，业务曾一分为二，专营外洋各国来广州贸易的叫外洋行，经营出海贸易的称为海南行。自二十五年起，外洋行不再兼办本港贸易的事务，另由几家行商专营暹罗（今泰王国）贡使及其商民贸易税饷事宜,称为本港行;而海南行又改称福潮行，经营包括广东潮州及福建商民往来买卖税务。这时来到广州海口商船渐多，贸易发展，各行口商人资本稍厚者经办外洋货税，其次者办本港船只货税，又次者办福潮船只货税。

广州西关有一条窄小的马路，名叫十三行，和广州市普通的街道一样，它一点也不显眼，然而，这一带曾是盛极一时的清代中国对外贸易的中心。在清朝年间，提起十三行，没有人不知道它的辉煌。

清朝廷衽闭关锁国政策，偌大的中国，只允许广州一口岸对外通商，造成广州的商船来往日益增多，国课日益兴旺，对外贸易得天独厚。

但是，清廷继承了明朝的传统，既要广州对外通商，又规定外国商人不得与其它中国商人发生直接买卖关系，外国商人来华朝廷交易，都要找指定的行商作为贸易的经纪和代理，这些指定的行商所开设的对外贸易行店，俗称"十三行"。十三行是在粤海关设立的第二年，即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五月建立的。地址就在如今的广州文化公元至海珠南路一带。



广州商馆区图

由于十三行专门负责对外贸易的业务，所以又称洋行，行商也叫洋商；第三、第四、第五家是英国的保和行、丰太行、隆顺行；第六、第七家是中和行；第十一家是法国的高公行；第十二家是西班牙的吕宋行；第十三家是丹麦的黄旗行。

这些外国商馆的后面就是中国行商集中的十三行街。实际上，十三夷馆是十三行的一个组成部分。同一个行，分作两处活动，一处是行商与本国商人交易的地方，一处是行商与外国商人交易的地方。

十三行实际是一个拥有商业特权的官商团体，由多家商行、洋行组成。组成十三行的商行数目经常变化，开始是十三家，他们是怡和行、广利行、同文行、同兴行、天宝行、兴泰行、中和行、顺泰行、仁和行、同顺行、义成行、东昌行、安昌行。

十三行主要是"承销外商进口商品；代表外商缴纳关税；代表政府管束外国商人，传达政令，办理一切与外商交涉事宜"，所以十三行既是私商贸易组织，又是代表官方管理贸易和外事的机构。

1720年以后，清朝廷命令行商实行一种"保商"制度，外国商船到岸，必须找一家行商保商，保商对船的货物有优选购买的权利。干隆二十年 (1757年)清廷关闭了福建、浙江、江苏三处海关，广州成为中国惟一对外通商口岸，规定所有进出口物品必须由十三行行商办理。如茶叶贸易，全国的茶叶出口集中在广州，皖、闽、粤、浙等省的茶商都须汇聚广州，通过十三行行商与外商进行茶叶交易。十三行这一特权官商实际垄断了中国的外贸市场。

十三行的鼎盛时期是清干隆至嘉庆年间。十三行最多达几十家，其中以四大巨富，潘启官、卢观恒、伍秉鉴、叶上林创办的同文行、广利行、怡和行、义成行、最为著名。如今，人们仍然可以从广州西关的同文路、怡和大街、宝顺大街、普源街、仁安街这些由洋行名改成的街名中，寻觅到当年十三行一度辉煌的历史痕迹。

那年间，十三行内外樯桅林立、彩旗飞扬、熙熙攘攘，一包包绫罗绸缎、茶叶、陶瓷堆积如山，来十三行交易的有英、法、丹麦、瑞典、荷兰、巴西、俄罗斯、葡萄牙、西班牙和东南亚数十个国家，十三行因而获得大量的财富。

广州一口通商和十三行贸易垄断一直延续到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长达一百五十六年多久。在这一时期，广州的贸易以其得天独厚的地位，处于调整发展的黄金时代。粤海关的税收每年高额递增，从平均每年五十万両发展到平均每年一百多万両银子。大量的外国银元从印度和欧美各国流入中国，粤海关税收的高额递增令清廷利令智昏，中国在对外贸易中处于出超地位，光是嘉庆十七年(1812年)，出口贸易値为白银一千五百万両，进口货物总値一千二百七十万両，出超额为二百四十万両。

十三行富甲一方，我扬天下的巨富有潘、卢、伍、叶四大家族，其中以潘氏家族和伍氏家族为最。

潘启官三代以经营丝、茶为主，财雄势大，资压群侪。数十年中，潘氏家族受到华商绅士拥戴，连续被选任为十三行首领。潘家在珠江南岸有一豪宅，金碧辉煌，古玩、珠翠琳琅满目。潘家经常在宅内大排筵席，还有能容纳百人的表演剧场。

潘启官的孙子潘正炜是个十分有作为的商人，被誉为能诗能文能画的"三绝清才"。1842年，法国巴黎一家杂志社报道，潘氏家族第三代孙潘正炜的财产总额超过一亿法郎。当年，英军勒索广州当局缴交赎城费，潘正炜捐白银六十四万両。鸦片战争期间，在英军即将进入广州，面临城毁国亡的紧急关头，潘正炜带头捐资二十六万両白银，联合十三行富商，购买战舰一艘，作海上防御之用。

伍家发迹稍迟于潘家，但后来居上。伍秉鉴，商名又叫伍浩官，在十三行经营怡和行。

伍浩官不仅是广州首屈一指的富商，而且还是世界上少有的富翁之一。1834年，伍浩官拥有资产两千六百万银両。美国《华尔街时报》称他是"世界上最大的商业资产，天下第一大富翁"。他在西方商界享有很高的知名度，甚至美国第一艘商船下水，亦起其名"浩官"。伍浩官富有的程度，有这么个故事。有个美国商人欠了他七万两千元银票，因而滞留广州，无法回国。伍浩官当面把他欠条撕碎，说账已结清，你高兴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所以，伍浩官之名在美洲脍炙人口达半个世纪。伍浩官不但在国内拥有地产、房产、茶山、店铺和巨款，而且在美国投资铁路、证券交易和保险业务等，他的富有在当时举世瞩目。

十三行的衰落始于清道光元年(1821年)。英国资产阶级为扭转中英贸易逆差，谋取更多的利润，无耻地向中国倾销鸦片。干隆十三年(1749 年)，鸦片出口仅占英国货物的八分之一；到干隆末年，鸦片输入量已经占输入货物的二分之一；道光年后，数量更加惊人。清廷不得不政令查禁鸦片。

十三行本身也有两重性，一方面依仗封建特权排斥中小商人的贸易，一些行商为了捞钱，迎合英国等资本主义列强的肮脏险恶的图谋，参与鸦片贸易。另一方面，十三行商人自身也受封建官僚机构的压迫，经常被敲诈勒索。清廷要求行商每年进贡几十万以至上百万両银子，至于连年加派的助军钱、救灾钱更是不计其数，迫使他们不断捐款。道光六年(1826年)，清廷一次就向十三行抽取了六十万両银子的"助军费"。1842年，清廷偿还《南京条约》规定的三百万债务，伍秉鉴就使出一百十一万银両。可见那时候，商人的地位不高，伍浩官已经是世界级富豪，还得经常夹在官府和洋行中受气。

由于海关直接统治十三行，海关官吏的勒索也是名目繁多，例如商人要加入十三行，甚至想退出十三行，都必须用巨款贿赂海关官吏，才能获准。

十三行衰落得很快，道光二十年(1840年)，行商光是欠外商的银子就达几百万両。行商中不断有人陷于困境，有的艰苦辗转于破产和死亡线上，连老家的产业也被抄光一空，本人或坐班房，或发配伊犁，欠下的钱，仍要其余的商行偿还。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英国的炮舰轰开了清朝闭关销国的大门，战败的清廷被迫与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广州的一口通商和十三行的垄断特权被取消。

1856年，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滚滚硝烟中，愤怒的广州民众焚烧了外国商人居住的夷馆，十三行也在这声大火中化成灰烬，结束了它长达一百多年的对外贸易特权的历史。